非诚勿扰 Part3 高颜值学霸魅力登场 心动、理解、陪伴哪个更重要? 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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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庄民杂谈》王云

    庄民要做现代美国人的民主导师!庄民的民主理念:真正的民主应该既能抵制独裁又能抵御民粹,而且以专家治国理念为基础;一人一票只是不学无术一班人等民粹的天堂。局限于华人世界宣传《庄民思想》,庄民感觉太吃力了,所以庄民希望通过《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一文,向西方世界介绍最真实的八九学潮,以及阐述自己对西方原味民主真谛的理解,呼吁自由世界停止对华人世界极端理想主义民粹的支持,积极促进华人世界明确是非。庄民希望在推特与思想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账号:@zhuangmin6366,敬请关注。不好意思,庄民的英文水平很低,请用中文与庄民交流,谢谢。
    烦请真心希望中国政治经济文明进步的智者,帮庄民把以上《庄民思想》宣传文字翻译成英美能看懂的原味英文。谢谢。
      《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blog.wenxuecity.com/myblog/31789/201803/36406.html 最后两段:
      2015年6月7日,庄民热线参与美国之音的《海峡论谈》节目,“庄民认为,民主人士先不必纠结中共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重新评价六四,如今在海外的当年学生领袖,应该率先为自己当年的不成熟,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诚挚道歉”。当时的现场嘉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郁芬在节目中回应说,“为什么要叫当年二十几岁的中国民运人士出来道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本来在任何地方来讲,一个国家的小孩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如果说执政者是负责的话,所以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他是第一个要,强者你要自己作出来反省,道歉应该由他们开始”。因为热线的时间限制,庄民的观点当时还没有表达完整,便被主持人打断,因为在美国之音寻求不到热线和嘉宾的平等,自由世界的媒体也很难把是非探讨清楚,所以只能在这里补全自己的观点。从曹郁芬的谈话中,隐约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学生领袖的做法并非完全认同,但是畏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敢对学生运动说三道四,所以只能以学生领袖当时还小替他们开脱。首先顺着曹郁芬的话论证一个值得政治人物思考的问题,从学生延伸到一个时期内没有缴纳收入税的人,是否有资格介入监督公职人员以外的政治生活?庄民认为,在庄民的诸多另类观点被人类普遍接受之前,当年的学生领袖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年的整个知识界也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庄民也不苛求中共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样,因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规范出了问题,责怪具体任何人都是于事无补。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年轻不假,可是他们也与庄民一起在成长,现今也都步入中年,而且都已不再年轻,近三十年过去,我们经过反思总该有点新的收获。道歉不是承担责任,道歉说明我们骨子里对当年逝者的尊重,说明我们具有反思的品德,还可警示现今和未来的年轻人防范极端理想主义再现,向中共政府传递我们已经成熟的信息。因为政府要员的言行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八九学潮评价的变化关乎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而体制外政治人物是否务实理性又是关乎政治经济是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体制外政治力量率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对中国文明进程才极具建设性,也只有体制外政治力量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才便于中共政府走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键的一步,教条地苛求中共先道歉,纯属体制外政治人物的虚荣在作怪。而且体制外民主人士也只有先表现出我们的成熟和理性,才能检验出中共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多年停滞不前的根源,是由于中共要员私欲膨胀,还是由于体制外活跃的政治势力不给中共华丽转身的机会;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确定不了,还要一味指责中共,空谈革命,那我们便成了历史的罪人。体制外民主人士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理性后,中国支持与反对改革的力量对比才能倾向改革的一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才能心无旁骛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人会幼稚地认为,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了改革派,其实这还是一刀切衡量组织或个人的意识在作怪,正义人士应该坚信一点,只要中国明确了是非,随着中国人民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和理性,中共体制内因为种种原因曾经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官也会倒向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边。明确了这个问题,当年的学生领袖如果还不愿意向六四死难者家属道歉,那么完全可以确定,不愿道歉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便是品质有问题。也正是因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始终未能积极地反思自己,所以在台湾2014年3月发起的“太阳花运动”中,八九学潮的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又亲临其中,在一个自由世界不辨是非,不知民进党霸占议会讲桌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以民粹街头政府破坏了民主的代议制,在中国大陆也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政治经济的教训都极为惨痛。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中共始终把这一话题列为禁忌,虽然短时期可以实现维稳的目的,可是不争论的环境却削弱了明确是非的能力,人心涣散对中华民族实现文明极为不利。为了减少民众聚集的机会,中国连春节都不敢赋予其节日应有的喜庆,中央电视台单调的一台春晚便把全国人民给打发了,在本该狂欢的春节,春晚还时常成为假大空的政治教育,还不如华人传统的庙会更具节日的气氛;片面强调举国所有家庭同时团圆,在春节期间把偌大的中国搞的毫无生气,市场萧条。人类社会总会有压力,而这些压力必须定期地进行释放,否则不仅影响个人身体和生活,还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而节假日的聚集狂欢应该不失为释放压力的良好方式,使人们及时释放心中的不爽与压力,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中共有意在回避六四事件,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依然是为了稳定,确保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而在海内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不知如何在维稳的环境中去追求民主,狭隘地把维稳和追求文明对立起来,这三十年来的努力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破坏中共强调的维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趁着中共不敢辩驳,他们借机以点带面宣传八九学潮,除了渲染仇恨便是标榜自己,还把平反六四这一诉求凌驾于实现文明之上,并荒谬地争论中共是否有资格平反六四。平反六四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中共政府全错了,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分子全部伟光正,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八九学潮实为在是非混乱的背景下务实与激进的路线之争,其中值得肯定的,也只有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这一点恰恰在学潮初期便已经被中共政府肯定过了。可以预言,即使有朝一日有人给六四平反了,客观上也只是为了平复人们心中的一种情绪,绝非为了还给中国一个公道。六四应该纪念,有益的纪念是为了悼念亡灵,反思方方面面的不足,重新明确群众运动的文明规范,而绝不该是为了渲染仇恨,为少数人沽名钓誉。即八九学潮留给中国人的,只有无尽的哀思和反思,没有胜利者;中国的文明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政府对民意任何形式的打压都是可耻的,而政府对民粹的打压也是必需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言行的度;避免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怪圈,政治经济向好的时候反而总是被形形色色的极端理想主义所破坏。健康的群众运动应该是积极理性表达,杜绝捕风捉影,尊重法制秩序,切忌不依不饶。